中国哲学的得失关系是一种损益关系，它不同于零和思维那样的简单模型，而是表现为一种系统论视角下的损益关系，这种损益关系在乾坤并建之中表现为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诞生。《周易·谦》有言：“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就是中国哲学损益之道的本然基础。
一、乾坤并建中的“成”与“毁”
在乾坤并建原则中，我们说乾的一方为并建提供方向，坤的一方则为并建提供承载基础，因此乾坤二德在并建之中表现出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
尤其在坤族的讨论中，我们说厚德载物的坤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成就新生命，这里有两个关键，一是“牺牲”，这是“损”；二是“成就”，这是“益”。本然论是关系之中的本然，因此谈本然之并建不可脱离作为背景的关系系统，即并建关系的系统。在坤族的讨论之中，我们说坤卦本身如同一个有待被开发的土地，随着坤族的并建过程之不断深入，坤的一方向着最终的归宿不断命运展开。坤，作为一种原本朴实无华的材质，随着与乾在并建中的不断达成，伴随着不断地成务成能其材质性逐渐消失。坤消失了，变成了“务”和“能”，即一种价值和功能，这是在系统下的概念。
坤的自我逻辑展开是以牺牲自身质料性为代价而成务成能，这代表着坤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体现了坤对于新生命的贡献。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哲学的某些判断，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比如老子说：“三十幅为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一“当”一“有”、从“无”到“有”，老子的这一论述被很多后人机械地理解，当我们将其放在成物成能的意义上，就不会产生那些歧义了。“三十幅”这就是质料，就是原本的坤，但是当它变为车轮，则其作为木头的属性就不在了，所以说“当其无”，而换来的则是“有车之用”。因此这一有一无的过程，就是一个坤本有的形态消失而成务物成能的蜕变和超越的过程。在王弼那里也是一样，他讲“一得一忘”，即：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这一得一忘也是同理，是基于对坤的这种存在性的表达所形成的哲学命题，如果我们将其一般化为一种格式、化为一种哲学上的成毁观，那么何为生成？何为毁灭？如果生成与毁灭的观念我们按照《易》哲学或者按照乾坤并建的哲学去看待，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种并建式的超越的蜕变，是质料之“毁”以及功能和价值之“成”，是事实属性的木材之“毁”，“成”了这三十之幅；又是这三十幅之“毁”，“成”了车轮之用；是质料之“毁”，“成”了一种功能和价值；是坤的“毁”，“成”了一种并建之命运体。
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谈的造化。造化的本质就是基于乾坤并建，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在两行并建的宏观视野下，通过“从有到无”而“从无到有”，得到一个更高级的并建体而忘掉未建之初的资料体。无的是原始材料，有的是新的并建体，并建的不断达成伴随着不断超越，在这种不断的超越的进程中，中国哲学生成了功能、生成了价值、生成了意义、生成了命运体、生成了共命运体。而这个表达必须是中国哲学式的，尤其在谈到其创造生成的过程时更需要按照两行并建的表达方式，如果一不留神用了本体论的方式，那就会生成从无到有的荒谬结论。
二、中国哲学的损益之道
经过前面的铺垫我们就损益之道具体来谈。
损益之道在中国哲学之中乃至中国文化之中，它都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损害之道或益己之道。这体现出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特征，这种特征在世界文化当中，尤其在西方文化的说理体系下，他们很难领会。当今我们经常讲零和思维，所谓零和思维就是一种单向度的损和益。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尤其是《易》中所讲的损益之道，就不得不提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和益本身是一种损中有益、益中有损的交互关系，有一得必伴有一失。得失之间的这种关系某种意义上如同存在守恒，得了一方就失去另一方，这在围棋的思维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都知道象棋讲“吃”，吃掉一个棋子就是对方的损和己方的得，这是单向度的损益关系，但在围棋中任何一个得都意味着它有一个失，这将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损益关系体现的十分突出。这种损益关系在《周易》的损卦与益卦中被作者表达的十分透彻，将中国智慧的原始基因表现得十分突出。
我们以损卦（䷨）为例，它位于泰族第三谱类，从损益关系来看上行与下行之间损了哪方？又益了哪方？如果从营卫的角度看，是损下益上。该卦在损下益上之前原本有一个外在的威胁，现在从营卫的损益关系看外在威胁不在了，这是卫外之益。但是外在问题基本解决后视角则转向内部，没有外患则内部诸多成分的角力与矛盾逐渐上升到突出位置。实际上，如果从《内经》的角度看，损卦损的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好呢？损卦是以损害下行的营养供给为代价的，它损害的是下行器官组织自身健康的维持能力，损害了器官的成己之理，换取的是上行组织卫外能力的运行。从营卫的本然职能来看，卫是生命体不死亡的保障，它的优先级的确高于营，从系统的评估的角度出发，这种营卫的调配的确具有合理性，但是代价是过度地消耗了器官组织的健康。这就相当于器官的运行本就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即医家所 说的“阴虚”，而这时又要强行调动器官组织的能力而发挥整体的某种功能，这又表现为医家的“阳亢”，因此这种阴虚而阳亢的关系就是损下而益上。而阴虚阳亢也不是健康之体，因此从二爻与五爻的关系上看，这样的卦体也是一种损。因此损益关系是个复杂的关系，从营卫关系上看损下而益了上行，再从两行关系来看，损的又是上行，因为阴虚之体不是健康之体。
有一得则有一失，中国哲学的损益关系一定离不开系统本身。如果我们还是将卦理解为人体，损益关系还可以体现为人体用药，但是药三分毒，一方面对于病症来说药物表现出药性，能够有益于人体，但对于未病组织也可能表现出毒性，则有损于人体，用药可能一方面治疗了病症但另一方面又产生其他副作用。
三、损益之道与道术
在乾坤并建进程中，损的是坤一侧旧有的质料性，益的是乾一侧有待实现的意义性。具体来说，当以命运体为乾，行走在作为共命运体之坤之中时，在这个并建进程中坤转变或有待转变其质料属性而为乾所指导的新生命的建设服务，损的是坤的质料性，益的是乾为生命擘画的落实。而当以共命运体为乾，以其内部的诸多命运体为坤而并建展开之时，就如老子所言的车轮，作为下行之坤的“三十之幅”损其质料属性，益了上行的“车之用”。这就是道家的有无与《易》理的损益在道术语境下的贯通性。
当损益关系在道术下谈，这又是一个舍与得的关系。所谓舍得，“舍之于道，得之于德”，这在诸家对于道的论述中都表达得很充分，儒家也说“德者得也”。对于德，德和气是一个面向成物之生理的概念，可以说气是德的度量，德如果量化则是气。德是生之为生所要贡献的元素，而这个元素的度量可以用气来表示。我们谈到道术，经常说自然和别自然的概念，自然过程是没有生的，而别自然才是生的开启。从自然来看，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本身才有道，即天地之道，万物生于天地。因此在这个自然之道中，存在一个“舍”，这个屋舍之内寄宿着尚未展开的德，当其尚未离道之时它仍旧表现为道，而离开道之后则表现为德，所以说道是德之舍，离开了“舍”它才表现为生德。从德与道之舍的分离过程来看，德的离舍有亏于道，而有得于德。这个舍得关系与乾坤并建的损益关系在道术之下是一致的，这里德的概念完全是站在生命的角度来谈的，道的角度则是站在自然的角度来说的，从自然到别自然的过程也表现为德从道之舍的分离过程。因此这个关系在乾坤并建中就表现为坤的质料性丧失和乾所指导的新生命诞生，如果以道和德的舍得关系来看，则未并建的最初的坤就相当于自然道性，是存在性的，无生命属性。
在乾坤两族中，我们说乾坤两卦还不是生命，并建之后才有生命，因此并建前乾坤两卦之德都寓于道之舍。乾有乾的天道，坤有坤的地道，乾坤离舍后便分别表现出天德与地德，是二者之德才生发了万物，这是乾坤双方得以并建生命的另一种表达，中国哲学的道术大体上就是如此构造的。
《周易》的哲学与生命哲学的核心都是别自然的。对内并建以命运体为坤，将共命运体下的命运体视作自然，则对内的理自然表现为心术的无为而治；对外并建则是以共命运体为坤，将外部的自然意义流化，则对外界自然的流注表现为将迎和接与对待。对外部自然赋予意义，将内部意义赋予自然内容，将自然与别自然统摄，这样就形成了统一的道术。
到此，我们从得失观深入到道术问题，则中西哲学之比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为什么走向分歧？中国哲学处理的问题西方哲学为何不理解？因为中国哲学处理的问题在于生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哲学处理的就是自然本身，即存在性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因此对于道术、对于生命的哲学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