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21世纪，民主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国家走向发达政治的必经之路。然而，民主制度本身又伴随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展现出诸多的表现方式。尤其是在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随着西方政客和资本家的丑闻而不断被人们所看清，那么人类的未来究竟要基于一种什么样的伦理秩序和分配方式才能继续彰显终极关怀和人文活力，即是当下哲学关心的重点，也是易哲学中的焦点。其中问题的实质是一行化的伦理建构使得人们，要不选择一种虔诚的宗教式的生活，要不只能向丛林法则般的资本主义低头。并且通过西方哲学家长达几百年的理论操作，使得两条伦理之路的逻辑断裂逐渐弥合。虽然该问题的逻辑内涵已经在胡塞尔和哥德尔的哲学中得到解决，但是在人文世界中的思想基因却依然影响着西方民主的发展。而这种逻辑的超越之路也意味着一种自然人向社会人视角的转换。这种基于自然人与社会人关系的哲学视角直至马克思才在西方历史中出现，而在中国人的视野下，基于事实平等与形式平等的两行分配方式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思维本能中的。因为本文尝试阐述西方一行的政治制度发展以及未来基于两行论的社会模型的可行性。
古希腊民主制度可以说是形式民主的开端，即一种全体公民都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的，早期的朴素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模型下，国家或城邦为粗暴的解释为公民的集合，因此，在国家集合面前个体的投票权才能显得平等且有效，这种看似稳定的一行结构，却是依赖着古希腊的奴隶制才得以可能，也就是说，假设没有古希腊的奴隶作为下行的命运体之海，那么雅典的民主政治本身也会成为一个伪概念。而与雅典人相反，斯巴达人则拒绝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国家机器的构建就是实现平等的最好方式。这种早期的社会促使了古希腊人对于美好城邦的设想。从苏格拉底的诘问到柏拉图的国家篇，这种现实的一行系统使得哲学家总是在不断对理念社会的追求。这种彼岸化的哲学诞生了西方哲学的真正摇篮，一种本体世界的形而上学，同时这种本体世界的形而上学又变成了现实城邦的最善的范本，哲学家就成了一只不断追寻着真理的乌龟，理念世界的火种一旦被哲学家发现，从不完美的城邦到完美的乌托邦才成为可能。
亚里士多德在写尼各马可伦理学时明显在指责柏拉图的理念的价值。这和他发明了形式逻辑有直接关系。出于对逻辑命题永真式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明显拒绝类似于理念的预设，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必须从此岸的现实出发。城邦本身作为一种共同体只是为了追求某种善而建立的。他在论证公正时谈到：平等的事是一种适度。而公正是一切德行的最高原则。甚至连奴隶制本身也在其中。即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现实的具体之事是存在差异的，那么通过分析寻求现实分配的最佳比例就是一种平等。而基于分析方式之不可超越性，使得人们将这种朴素经验所分析出来的结论当做一种永恒的价值。按照舍勒所言，任何一种质料伦理学最终都会走向一种享乐主义，即一种对象上的感性快乐的状态，即伊壁鸠鲁哲学。在晚期古希腊，一方面由于罗马人的影响，使得古希腊一行制度赖以生存的“奴隶之海”的枯竭，另一方面，基于一种质料伦理学的纲领，使得共同体的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最终导致一行结构的社会秩序的崩塌。
晚期希腊人的哲学主题也在这个主题下进行摇摆。也即是通过人类的伦理纲领去建设美好城邦究竟是基于质料的伊壁鸠鲁主义还是基于形式的斯多亚主义。如果将目光对焦于此岸，那么人们的伦理生活只能承载于感官享受所带来的表象，而难以生成政治制度。而反过来去寻求彼岸界的无穷真理，从现实人到抽象人的过度则成为希腊人难以修复的伤痛。从两行论的观点来看，摆在古希腊人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抛弃掉共命运体的合法性，使人们退回到原始的自然人状态，另一条是将共命运体的理想性放置到彼岸世界，但也会丧失掉人的自我性。而在古希腊哲学穷途末路之时，罗马神学给了希腊人以新的生机。
罗马人的入侵让希腊人失去了他们优渥的生活，奴隶制的衰弱让人们逐渐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那么一行的框架下怎样产生形式平等成为了严峻的问题。而神学的产生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古希腊世界中，主人与奴隶的精神是泾渭分明的，而犹太人的复仇使得传统的贵族精神瓦解，而将真正的高贵置于一个绝对上帝本身。所有人都成为了上帝的奴隶。这也使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千年争论实现了一种看似完成的理论穿透。而至善至美的城邦范本也成为了另一个世界的上帝之城。上帝作为一个最高的存在也第一次为西方人的社会提供了一共伪两行的稳定结构。即上帝作为一种类似于共命运体的集合，而他的绝对性使得他拥有对一切个命运体的绝对控制权。人与上帝的点集关系就如同数轴世界的代数与几何关系一样变得易于操作。而上帝作为最高算法如何处置这个现实世界的数字们就成为了神学家们在中世纪不断争论的焦点。而信徒通过信仰或理性去寻找上帝，上帝在将完美的世界告诉信徒。这条逻辑闭环具有同质性，他对于一切信徒皆有效，同时它也作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而被确立下来。
基督教的逻辑闭环使得理性与信仰同一的谎言流传了近千年。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力的松动是从敏感的英国人开始的。培根对于知识确定性的寻求使得他开启了以实证之路，这种道路虽然以朴素的思维作为一切的根据，但却在牛顿物理学和洛克的政府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场基于真理与伦理的认知革命对于破除传统的宗教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牛顿物理学的结论使得人们相信，上帝之下存在着一切真理，而这种通过对经验事物解蔽的方式所寻求的科学真理也影响到了人文领域。在物理学世界中，事物背后所潜藏着的永恒真理，在社会之中也依然存在。那些基于对自然法的分析所得到的价值也被认作是永恒存在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平等。而正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旧的生产结构被新的生产结构所替代，资本主义精神也随之兴起。与其说是人们选择了资本主义不如说是历史给人们送来了资本主义。在这场神权与资本的斗争当中，宗教很快败下阵来，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感官与当下所直观到的价值，因为其思维的朴素性，使得资本主义精神作为普世价值瞬间传遍世界。
历史的质料发生了改变，但形式却没有变化。人们从虔诚的基督徒变成了逐利的资本家，从开始对上帝的狂热变成了对资本的狂热。同上帝之下的绝对平等一样，只有将资本置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实世界中的人在追求资本的路上才能勉强实现一种形式平等。工业革命又不断地促进这一影响。此时资本主义社会一行结构所带来的原生性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即资本作为最高价值，它本身一定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这种最高存在允许它的自我无限增值，而在这之下的具体个人又需要维持一种形式平等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要维持他的稳定性，它就需要无限质料的填充来维持他的稳定性。而工业革命恰好给了他们以不断向外扩张的资本。不断发现的新大陆和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下行世界不断对他们进行填充。这种一行的理论输出和两行的经济操作在英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中持续了几百年，它包含洛克，穆勒，亚当斯密，斯宾塞，哈耶克，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又不断的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某种佐证，前者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入侵持续几百年直至今天。
在英国人的价值输出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德国人的观念论却尝试寻求另一条道路。德国古典哲学基于一种对绝对的自由之域的寻求而展开了他们的伦理架构。与英国人不同的是，德国人找寻的并不是对当下之物的合理性的论证，而是寻求一种永恒之物对现实世界的映射。一场关于观念论的革命正在德国悄然发生。当时支离破碎的德意志民族正需要一场伦理革新来重新统一。而自由与平等只是当时一部分德国人的阶级特权。一方面，17世纪时，莱布尼茨曾主张，由于上帝是完善的，所以这个世界必然是最好的。另一方面，世界会被改变吗？对于这种热情是否可以在生前完成而不必寄于死后。之后德国哲学家开始了将上帝的和谐与完善带到人间之路。在这之前，卢梭是很具有吸引力的，从自然人的不平等到社会人的公意契约给德国人看到了希望，他告诉人们作为感性的自538然的对立面之理性的天国存在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在康德的世界里被称之为自由。这个对自由的追寻从思辨理性中的自在之物变成了实践理性中的上帝悬设。在这里自由与平等第一次达到了统一，即对彼岸世界的自由之域的追求，使得现实的人实现了一种平等。但这种思辨理性的一行逻辑的边界，也让黑格尔开始反思究竟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真理走向现实才能成为可能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也都是现实的。这样一种打破此彼岸分裂的谋划是黑格尔在对康德哲学的反思中所形成的，由于黑格尔早年在神学院中所受的神学影响，使得他即使认识到一行逻辑的不可超越性，也没办法跨越出上帝给他设定的真理之域，使得他只能在上帝给出的范式之下生成一种伪两行论的辩证法。这种头重脚轻的法哲学直至马克思才得到解决。即一种现实的人和对现实人的超越的哲学，理性的超越之路必须从概念走回到现实。
因此伦理并不只是单纯的现实的总和，也不应该是彼岸是天国，而应该是基于个体与群体关系，并通过对无限未来的朝向中不断凸显其中的两行张力。《周易·谦》，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船山云：裒，聚也，施者，惠民之事。地道周行于天以下，时有所施化，多者裒聚之而益多，寡者益之使不乏，固不厚高而薄下，抑不损高而补下，各称其本然而无容私焉。故高者自高。卑者自卑，而要之均平。君子施惠于民，务大德，不市小恩。不知治道者，徇疲惰之贫民，而铲削富民以快其妒忌，酿乱之道也。故救荒者有蠲赈而无可平之粟价；定赋者有宽贷而无可均之徭役。虽有不齐，亦物情之固然也。不然，则为王莽之限田，徒乱而已矣。从上文可以看出，裒多益寡乃是世界的本然之理，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眼中，本然世界的规则是不允许一种无限增值的事物存在的，它使得基于本然论语境下的西方本体世界的无限真理和基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增值作为一种非法的伦理纲领而失效。而君子则应顺应本然之理，从而称物平施，要之均平。一行逻辑视阈下的伦理构建总是使得平等作为价值关怀和作为事实存在难以同时进行，这也是社会“高者自高。卑者自卑”的原因，资本逻辑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永远要面对贫富差异过大的问题，以太效应也会越来越明显。而在一个君子眼中，这种现象明显是不符合于本然之理的，所以拿掉了资本的最高原则，一种基于个体与群体的动态的分配方式才能成为开始。社会的有机性与分配方式的灵活性才能作为未来社会——一种资源不再是无限的社会——的方法原则。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基于价值的本质要求则要通过事实显现出来，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下行的质料之海的边界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腾飞，使得旧的格局被打破，而新的问题又回到了不同命运体之和谐问题。而真正的和谐问题一定是基于两行逻辑的，即分配方式和分配对象的关系问题。首先，分配方式不是绝对的，但是在遭遇哥德尔命题之前，仍然将之认为是有效的；其次。当哥德尔命题出现，或者社会组织出现癌变，新的逻辑向上超越；最后，新的分配方式的超越方式是基于社会整体分配对象的需求而决定的，而超越完成，分配对象重新回到暂时的稳定状态，社会完成一次相对的更新。这种两行的制度超越体现在马克思哲学中则是历史过程的辩证运动，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推动者社会向前更迭，虽然马克思时代没有哥德尔命题那样精确的表述。但是康德黑格尔留下的宝贵的哲学遗产——一行逻辑的局限——却被马克思完美的继承了下来，并将它变成唯物史观的核心力量。
综上所述，人类历史的发展一定是两行的，只不过在资源无限的世界当中，希腊人并不需要去反思一行理论的矛盾性，但是，一方面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上帝的权力再也不能讲人们限制在下行当中，人人都要求自由和平等，使得旧的一行的社会再也难以维持，而另一方面，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对外扩充，随着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他们又寻到了新的可以充当下行社会的质料，来再度维系原有的社会体系。而当今的全球化社会，核武器的诞生使得大国和小国可以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而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秩序遭到挑战，究竟未来人类将前往何方，获取可以从中国哲学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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