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哲学的超越性：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命运体与共命运体的关系问题，强调的是关系，而命运体与共命运体是在生命体的意义上谈的。命运体是生命体，两行关系是命运体行走在共命运体中并与之接与对待的关系，而共命运体在另一个层面又会作为新的命运体，并行走在更大的共命运体之中，因此，两行关系不是固定的一个与另一个的二元关系，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超越的关系。
超越性是两行关系的基本特征，命运体在两行关系中处于下行，共命运体则作为上行，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两行关系在庄子的《齐物论》中被形象表达为人籁、地籁与天籁之间的关系。“地簌则众窍是已，人簌则比竹是已”而超越人籁与地籁，从上行共命运体的视角来看即是天籁。在《易》的模型中，上行三爻以五爻为核心，下行三爻以二爻为核心，二五两爻的固定决定了一个卦族的基因。于是在卦爻辞中，经常用殷周关系描述两行关系，大殷帝国作为系统的核心，其领导者则是上行的代表；有周作为地方势力，是在殷帝国这一共命运体之中的命运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两行关系。但无论是上行还是下行、无论是共命运体还是命运体，其本身都是作为生命体对待的。
四肢百骸与人体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两行关系就是这样层层向上超越的关系，两行关系即是在具体的每一对关系之中谈的。
庄子在《齐物论》中说“ 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是非与天钧是一组两行关系，天钧是天然均平之理，这是圣人的视角，这个视角能做到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那庄子所言之圣人何以“休乎天钧”而达到“齐物”的境界呢？是超越。在《秋水》篇中提及物观与道观：“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物与物的比较从个体层面讲，每个物都以自身为基准与他物比较，贵贱在这个层面上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以物物之比作为对象，将诸多命运体在共命运体的视野下观察，下行的贵贱便在上行被超越，这就是以道观之的超越性。若用人体做比喻的话，从下行来看，眼耳鼻舌身以及人的脏器因功能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意义，从每个器官自身来看，其他器官对自己的意义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或者提供营的价值、或者提供卫的价值，是该器官作为命运体在人体的共命运体中展开自身的意义下，其他器官对其的意义，因此对该器官来说“自贵而相贱”；一旦超越这个层面从上行观之，对于作为共命运体的人体而言，四肢百骸各有价值，每个“器”各司其“官”，以上行的视角看，下行命运体无贵无贱，每个下行命运体各司其职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件事才对上行更有意义。这样，下行在意义的层面有所区分，这保证了每个命运体既有为自己负责的自主性又有在更大的共命运体中实现自身的意义，意义的两行性让命运体不至于被淹没在共命运体之中。
因此，两行关系不是集合关系，集合关系是点与集的嵌套与通约，点可以是集，集在另一重意义上也可以是点，两者没有本质区别。而两行关系是共轭的，不能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两行不可通约，所以看似两种上下关系都有不断超越的共性，实则正相反。在点集关系中，集合法则的存在是“伪上行”的，集合内的诸多元素在意义上是等同的，元素与元素以及其平等的方式在法则下共存，是一种法则之下人人平等的立场。元素的意义完全依赖于法则，而法则则不依靠具体的单一元素，元素可被随意取代，因为每个元素的功能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与价值上的区别，若放在两行逻辑下，说人的鼻子能代替耳朵，这就显得十分荒谬。因为在集合的模型下元素与元素没有质的不同，其结果是诸多元素只在总量上有意义，即集合中有“几个”元素，元素自身的意义被数量瓦解后，再多的元素在法则的视角来看就只是个数字罢了，所以说元素的个体性在集合法则面前被淹没了。因此，在集合的意义上看，物当然也“无贵贱”，因为其本质是“无意义”。因为集合模型的法则与元素在上下依靠的关系上呈现单向性，是一种“二极管”式的关系，不是互动的彼此依存那就最多只是个“伪两行”。
回到道观和物观的两行关系上看，在《易经·系辞》中也有规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和器的关系是两行关系，道是对器的超越。结合前述，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模型是集合式的，是“伪两行”关系，法则与现实世界是割裂的，因此本体论哲学的“形而上”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的区别也就十分明显了，两行关系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必须是互动共存的。
中国哲学实现超越的标尺是中庸，中庸的标准是两行系统中的成员之作为使得系统的运行更高效，因此古之圣人要求君子要有天下情怀，而“天下”正是共命运体层面的概念。君子的行为以中庸为尺，为共命运体服务就要求超越自身，从下行视角超越出来，不再品评人与人的尊卑贵贱，而是在超越的立场上分析诸命运体的职能并遵循本然之理为天下规划发展的蓝图。
二、形而上学的性质与现象学的超越性：
西方哲学的基因是本体论的，本体论的关系是此彼两岸的二元关系，其特征是在彼岸的逻辑完满之下，此岸的一切都是源自彼岸的分有。这样的关系形成一种封闭系统，其封闭性的本质在于完备性的准则，而本体论的逻辑正是在完备的至高者面前，将一切的问题分析化，这样一来尘世间所有的难题都可在彼岸找出终极答案，而哲学家的期望就是对彼岸的向往。这样的逻辑会形成一种“伪两行”的关系，彼岸与此岸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一种单向度的“二极管”式的关系。因其逻辑本身的特性，有限的现世无法走向无限，此岸世界也永远不能超越至彼岸，而只待来自彼岸光芒的普照。这样一来，此岸对彼岸有着绝对的依赖性，而彼岸对此岸则不存在依赖性，也就是说只是人需要神做依凭罢了，而神则不需要人。因此从依赖关系上看，自由是彼岸的自由，此岸在彼岸面前不存在自由，所以西方哲学家对自由的向往也在彼岸。
在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实现了对封闭体系的突破，超越关系在现象学中体现为“我（ego）”的超越。如同《易》的模型中，固定的二五两爻决定族谱基因一样，现象学中无“我”也不会超越，现象学超越论的一切起点正是这个“我”。有“我”就代表认识主体是生命体，只有作为生命体才具有超越性，这也使胡塞尔不同于实验心理学家将人脑的意识做分解，而后者让“活”的意识变“死”了。
在现象学的认识论模型中，经验之流进入内意识世界后被处理为有待解读的符号，而认识论中想要发出认识活动的意志就是“我”，进入内意识的符号是“我思之物”，认识过程的关键一步就是“我”对“我思之物”以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进行解读的过程。具体来说是通过“我”的主导从零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认识工具，认识工具的起点是直观，具体分为两种直观，感性直观直观内容、范畴直观解读格式。
当“我”与“我思之物”共同作为反思对象之时，两者共同构成新的“我思之物”，为解读这个新的“我思之物”则会生成一个反思之“我”，这个反思之“我”的生成实现了现象学的超越，这个过程即是反思的超越。
现象学为了成为严格科学的纲领，其在完备性与无悖性之间选择了无悖性，而舍弃完备性的桎梏之后，其体系成为有生机的不断超越不断成长的开放系统，系统的超越源自“我”的超越，超越过程“上不封顶”。
胡塞尔的现象学以最严格的要求构筑自身，这种严格就要求自身的逻辑澄明性。形而上学将真理放置彼岸之后，哲学的基础与目标就都留在了彼岸，这样一来哲学的基础就建立在一种预设之上，而预设之物自身就不够澄明，因此形而上学的澄明性就呈现一种本末倒置。现象学的起点从绝对自明的“我”开始，逻辑的生成与超越严格遵守着不得不然，放弃形而上学的执念之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前景光明而开阔。将现象学作为第一哲学，科学的严格性才得到保障，科学也必须摒弃非法预设，探索方略严格遵守现象学宪法，科学将从神的学问转变为属于人的东西，科学是人的科学。
三、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旨趣：
现象学的主题是作为严格科学的认识论哲学，其构筑自身的逻辑从“我”出发。认识行为发自“我”，认识工具也由“我”来打造，认识的超越也伴随着“我”的超越。认识行为将符号化的经验对象按照事实与价值的两个维度进行再符号化，再经过这两个维度的编织生成现象学“地平线”，每次的认识行为伴随着“我”的超越而不断生成新的“地平线”，现象学世界就这样不断生成。现象学的整个认识过程坚持一种不得不然性，让经验之流的内容遵循有待生成的逻辑格式不断内化，让现象学世界不断丰富，这是现象学的旨趣。
作为严格科学之基础的现象学，其操作只是对世界的不断解读，哲学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世界，胡塞尔意义上的实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谈的，所以现象学是严格认识论的科学哲学。
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与天地参的实践哲学，实践的逻辑是本然的。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必然是人面对自然的流变探索出来的规则，要强调的是这个规则是人的探索结果，同样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之理，中国哲学对于自然规律的源头保持“存而不论”的悬搁态度。这个由人观察天地总结出来的必然规律与现象学遵循不得不然性探索出的规律有着共性。但不同于现象学，中国哲学是人面对经验世界如何规划自身的哲学，哲学家的努力在于让人类这个命运体在与自然这个共命运体接与对待的过程中把握自身的命运，未来要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
规划命运、与天地相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遵守本然原则。人的规划源自人的意志，人的意志遵循应然规律，这个规律包含着属于人的自由。自由源自人的底气，是中国人在经过殷周之变进入农耕文明摆脱对自然的绝对依赖后的底气。但应然是应该如此，纯粹的应然只是人的一厢情愿，难免有些脱离实际，应然规划的实现必须受到现实的约束，因此应然必须伴随必然原则才能落实。必然与应然的相互作用共建出本然的原则，该原则是人通过不同条件下的成物之理实现自身目标的原则，是法于自然而用于人文的指导原则。
因此，中国哲学从逻辑上看是在本然原则的道路上摆脱必然王国的限制，向着自由王国去规划的；从现实上看，是农耕文明摆脱了狩猎的不确定性与对自然的绝对依赖性而实现的，人有了自由的底气，可以与天地相参，从对自然的绝对依赖到自主掌握命运，这同样也是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巨大飞跃。
小结
总的来说，现象学与中国哲学都是超越的，这是两者的共性，超越在两者各自的主题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现象学为科学奠基，志在严格地认识世界，遵循的道路是不得不然的原则；中国哲学为人类规划，志在在两行世界中实践自身，遵循的道路是本然的原则。也是在本然意义上，中国哲学超越现象学的论域，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为了人类命运体的未来改造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