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钟华 祁洞之
内容摘要：本文从系统逻辑的哲学角度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化展开了分析，进而对于全球金融的监管问题进行了深入且多角度的探讨。指出目前的国际金融领域仍处于十分原始的“丛林”阶段，因为并不存在代表整体理性、整体利益的全球监管，认定了这种全球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全球金融系统被操控的现状之间的因果关联，认为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表现出来的“特里芬两难”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体系内所蕴含的“哥德尔逻辑悖论”的外在表象，在逻辑层面及现实层面上论证了只有打破类似于“裁判参赛”现象的逻辑纠缠，才能建立、健全真正意义上的、面向“地球村”的金融监管。
关键词： 全球金融监管 整体理性 个体自由
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正式推出QE3，成为后危机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最新版本，极大地增加了整个国际金融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全球金融监管”议题，首先需要厘清基本概念——“全球金融监管”的内涵，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以及系统逻辑层面上认清其内在本质。其次，对其演化历史进行简单回顾，对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透过表象探究现行全球金融体系结构的结症所在。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才能给出相应的建议。
一、全球金融监管的整体性与局部性——对自由的两行分析
监管一词在本质上体现着整体理性对个体自由的约束与规范，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前提，需要我们对自由与约束、整体与个体等概念略加讨论。在理论上我们以“两行论”（有关“两行论”内容参见祁洞之《佐思录（卷三）———两行逻辑论初稿》（2012）。）作为分析工具，展开对自由乃至于监管问题的深入探究。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始终存在着诸如现象与规律、组织与制度、局部与整体、生命与基因、数据与程序等等的体现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针对同一事物的两行分割，两行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要采取上、下两行的视角进行立体分析，而避免平面地、一行地看待问题。监管与自由也明显地体现着整体与个体的两行关系，需要基于个体、针对整体地两行分析。
自由实现的前提是自由度的范围设定，对于个体自由的合理设定与约束原则来自于整体理性统摄。从人类组织的整体角度而言，自由是整体基于整体目标、整体理性如何划定个体自由度的问题；就个体或微观角度而言，对自由的追求就是个体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合理愿望。如此，自由的讨论就变成了人类组织内部和谐机制如何形成的探索，即约束条件下的、为了整体目标而进行的整体与个体之间、个体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协调，唯如此才能实现系统和谐，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不同主体的自由，才能保证整体的可持续演化发展。
同理，金融监管一词的言下之意也应是相应的主体代表着系统整体理性来规范个体行为及自由，以求良好金融秩序的建立，进而保持、维护金融功能系统的可持续运转。因此，其中必然含有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整体目标和个体自由之间的诸多两行关系。金融体系的上行系统由整体程序、工作原理、制度、规则等要素组成，对整个体系加以规制，具有超然于功利的形而上特征；下行系统由程序、制度、规则之下的金融主体、机构、机制、工具等运营要素组成，完成具体的金融功能，实现经济利益。
在现实中，就主权国家或者相关地区而言，金融监管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加以实施。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中，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时代，从未存在过整体理性的代表主体，因此也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依据整体理性而实施的监管行为。
当下有关全球金融监管的著作或文章多在以个体性、行业性或区域性的角度上探讨、分析对国际金融活动的监管问题，通过经验分析或比较分析对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监管给出政策建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全球金融监管”与此不同，是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角、视全球金融为统一整体来看金融监管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探索如何建立、健全“地球村”的金融监管机制。这样一种视角和分析方法一直是缺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随着金融危机愈加频繁、愈演愈烈、愈加带有广泛性和国际性，这种分析视角尤显必要，当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爆发以后，建立全球性的全局性的监管更成为摆在世人面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二、全球金融监管的历史与现状
最为制度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应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对于世界货币以及相应的国际金融机构都有所规定，以国际法的形式规定了以由黄金保证价值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WB）等相应的国际金融机构。但是，考察其对于全球金融具体监管内容，则乏善可陈。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设计中存在对美元发行与运转的根本约束，就是兑换黄金的义务，这在总体上硬性地划定了美元的发行边界；另外，在当时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仍延续着1929年大萧条以后所制定的从紧的监管政策，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受到严格管制，这也就是意味着，无论对于美元的发行及国际资本的流动皆有所控制和约束。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最本质的结果是使美元的世界发行脱去了羁绊，作为无体系之体系的牙买加体系，更无全球金融监管的规则，原有的起码的体制约束也已经解脱，使整个国际金融领域成为制度真空地带，成为依据实力对比所形成的霍布斯丛林（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提出“丛林世界”概念，意指服从弱肉强食原则的无政府的、自然原始的丛林状态。），美元成为脱缰的野马肆意驰骋，整个国际金融领域则完全沦落为金融霸主们的狩猎围场，一次次金融危机则可解读为定期收割。
从表面上来考察全球金融监管，似乎从机构到规则已搭建起比较完备的体系框架，在机构上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等。然而，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些机构国际监管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它们并不代表整体理性而具有超然的独立性以及超然的权力，甚至成为欧美国家控制国际金融领域的工具。其次，这些机构的监管多是针对行业的、局部的、个体的，而没有全局的监管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反倒是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国内金融政策却具有更大、更切实的全球意义，影响巨大。这充分说明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本质上是战国模型下的霸主体系。
及至次贷危机的爆发，为了扑灭伤及自身的野火，欧美发达国家才把全球金融监管提上议事日程，监管法案相继出台。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决定，将金融稳定论坛（FSF）成员扩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G20成员国，并将其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以期制定和实施促进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和其他政策，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美国国会也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博源基金会（2010）认为，“该法案号称自‘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反映了美国朝野从政府到国会、从法律界到学术界对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它有望在美国历史上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比肩的又一座金融监管里程碑，而且可能为全球金融改革树立新标尺。”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在如此浓重的加强金融监管的气氛下，并没有阻止美国进一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无限量、无限期的QE3轰然出台。作为准世界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如此毫无理性地向世界倾泻海量的美元，向世人昭示了全球金融监管仍然处于真空状态，而监守自盗却日益猖獗。
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现存的全球监管机制的存在意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全球金融监管的上行系统缺失这一事实，而且现存金融监管的实践和理论上都存在着两个显著的盲点：其一，完全没有对世界货币发行的限制与监管；其二，完全没有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和监管。世人皆知，此二者正是全球金融动荡的根源。“托宾税”（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由美国经济学家托宾于1972年提出，其目的在于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的构想早在1972年便已提出，而至今没有广泛施行，其根源不言自明。美国所建立的是霸主体系，维护的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霸主秩序，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仅只停留在理想设计的层面。
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上行结构的缺失，西方经济学界是有所认识的。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草创时期，无论是美国的“怀特计划”抑或是英国的“凯恩斯计划”，都包含有超主权货币及机构的设想；坚决反对以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教授在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两难”之后，其给出的解决之道也是建立超主权的货币及机构（特里芬，1997）；（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写到：“用债券或纸币在各个国家的疆界内来代替商品货币的事，是世界事务中缓慢、渐进而且是直到近代才出现的现象，这种事情延伸到国际领域，则甚至是更为现代的事，而且一直在环境的压力下杂乱任意地发展，而不是任何国家的或国际的权威方面理性的创造活动的结果。这说明了现在的情况，即完全不合情理地把国家的通货用作国际性的储备。然而自战争结束以后，地区性、国际性乃至超国家性机构的不断涌现，已经慢慢地打下了基础，可以在国际货币体系内进一步实现已经迟误很久的制度改革，特别是可以实现国家的货币储备的信托部分——外汇——的国际化。”（《黄金与美元危机》，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91页））库珀(R·Cooper)教授建议，建立国际权力机构并发行一种用于国际贸易的特殊货币，作为实现目标的方法是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先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其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Richard，1984-1985）；蒙代尔（2003）发展了库珀教授的思想，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美、日、欧稳定三角理论，作为走向货币统一的过渡环节；斯蒂格利兹（2008）则把扩大SDR的使用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阿莱的方案包括7个要点：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代之以可调整的；实行可确保的汇率制；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账单位；将WTO和IMF合并为一个组织，成立地区性组织；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外汇、股票和衍生产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通过适当的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账单位（http://wiki.mbalib.com/wiki/Maurice_Allais）。）最为激进，从制度、机构、货币形成等方面给出了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行结构的全面建议。可见，他们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与建议都只是技术性的或者是机制设计方面的，完全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这些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确认国际货币体系上行结构（超主权机构以及超主权货币）的现实缺失所带来的弊端以及在理论上阐述了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所提出的具体建议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纸上谈兵。例如，库珀和蒙代尔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由最优货币区扩展延伸到全球统一货币的理论，既逻辑不通，又已被金融危机的残酷现实所证伪；又如，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全面彻底，但是该如何形成执行该方案的权力与机制呢？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感叹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现实离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相反，感叹于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做出了任重道远的结论之后，并没能指出结症所在和未来的方向。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资本主义体制内是不能给出有效的变革方案的。
三、对全球金融体系监管之结症——“特里芬两难”的逻辑分析
（一）体现于“特里芬两难”的“哥德尔逻辑纠缠”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世人多接受“特里芬两难”对其的解释，在这种霸主模式的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特里芬两难”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即便是在牙买加体系中，美元发行与其兑换黄金的能力之间的矛盾也已转化为美元发行与其购买力之间的矛盾。究其本质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充斥着的“哥德尔逻辑纠缠”。
初看起来，金融体系由诸要素的集合而构成，这似乎呈现了一个集合与集合构成之间简单的逻辑隶属关系，那么所谓的系统监管的问题就集中在保证诸多集合构成要素（这里指法人意义的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的行动自由与地位平等。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要意也就是集中于这一点上。但国际金融系统在本质上明显区别于这种简单封闭的系统，其系统及系统演化具有着无穷多的路径选择可能性，而这种系统演化的开放性、无限性正是哥德尔逻辑纠缠——即哥德尔悖论所发生前提条件。它的要点在于：一旦把整个体系当成边界清晰的封闭程序集合，或把体系内涉及整体的逻辑程序活动者与普通程序活动者等同看待，则哥德尔悖论就不免发生，诸程序系统的运行必然发生导致整个系统崩坏的逻辑冲突。（哥德尔悖论的产生源于这样一个类似于视觉幻境的逻辑错觉，即系统中的个体与整个体系本身似乎处于同一个逻辑层面。譬如，一个集合S中的某个组成要素x的逻辑地位是一个普通的“数”，那么这种逻辑错觉就以为关于整个集合S的某一个集函数ω(S)也应该是与x地位等同的某个数。一旦给予这样的假定，系统就会面临不可避免的逻辑悖论。计算机的运行系统是个生动的例子，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逻辑背景下，任何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都会生成自身的逻辑悖论，表现形态就是系统陷入死机，其原因在于操作系统（上行系统）与数据（下行系统）之间的混同，是该操作系统自身无可调和的本质悖论。但在生成新的上行系统后，例如用更高级版本的操作系统处理同一问题，则悖论就会获得消解。但问题是，高级版本又会生成自身不能解决的悖论，如此往复不绝。“哥德尔定理”指出了不可能在一行前提下获得逻辑调和的两行对待原则，两行逻辑得以在理论与实践中获得最终确认。）
如果我们将国际金融体系理解为国际货币的运行程序，那么它就是一个广义的程序操作系统，它所面对的被操作对象——数据——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法人（包括国家或跨国组织）。很显然，当与该操作系统的根程序与经济法人的自身生存博弈程序等同对待时，简而言之，就是裁判参赛困局的出现，则哥德尔两行逻辑纠缠即会发生。
美元既然扮演着世界货币的角色，那么美联储也就自然承担着世界的中央银行的职能，天然具有维护金融秩序的义务。然而，美国却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刻意混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角色，不仅不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的相应职责，而且刻意规避、压制对其经济自由的限制和监管，进而人为地造成了全球金融监管的缺位状态，从而利用其超然地位来实现自身利益。因此，客观上的国际公共秩序也只能是依据实力博弈而形成的自然秩序，即霸主秩序，从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监管，甚至我们连起码的全球监管原则都没有建立起来。作为现实中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哥德尔逻辑悖论而呈现出来的系统震荡，正是那一波又一波、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回顾历次金融危机的历史，究其原因，最终都能追溯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祟。次贷危机以及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终于使危机于危机策源地爆发。这正是西方资本肆意妄为的结果，充分说明了全球金融领域中的无序。全球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约束美元的泛发和资本的冲击，而美元的恶意泛发和热钱不受限制的、有目的的恶意冲击正是美国利用霸主地位争取来的“自由”。
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中，作为“哥德尔逻辑纠缠”表象——裁判参赛的困局，由于美国的所作所为而表现的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与资本控制世界的金融霸权的系统化实施配套，同样是由金融霸权自己建立起来的所谓的金融监管机构，其监管的机制和程序刻意地遗漏对监守自盗的关注，而为霸权资本的特权在所谓“平等”、“自由”等幌子下鸣锣开道。因此，时下真正能体现公平、安全、效率的国际金融秩序被刻意扭曲，体现全人类意志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监管也万难藉由这些金融霸权之手获得实现。
- （二）“特里芬两难”产生的体制必然性——作为“狩猎模式”的资本主义
我们把具有与生俱来的商业文明基因并最终演化成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经济模式权且名之为“狩猎模式”。这是一种视一切为资源的攫取模式。历史证明，在资本看来一切皆为实现其盈利、增值目标的资源，这是资本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其对内、对外的经济体制皆为精心构造的资源或财富攫取机制，进而形成了一个控制系统以谋求对世界的控制。这一说法是具有充分的史实支持的，只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古罗马帝国对诸行省的残酷盘剥、中世纪欧洲各国及城邦为了市场控制权展开的殊死搏斗、十字军赤裸裸的劫掠、惨绝人寰的贩奴运动、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对全球的殖民掠夺、美国霸权对于全球的控制等等历史过程。
“狩猎模式”下的首要问题是狩猎工具的选择，通过上述的简单回顾，西方世界的狩猎工具最初就是武器，狩猎行为就是通过武力的直接掠夺。其后狩猎工具转化为其所控制的全球体制和机制，通过构建以资本为核心的食物链结构，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不言而喻，以霸权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成为最有效率的、成本最低的狩猎工具。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里芬两难”必然发生。因为，“特里芬两难”的逻辑本质和狩猎模式具有十分直接的相嵌性、相容性，它是强盗逻辑和狩猎模式的自然延伸。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如果把狩猎模式当做社会文化模式，那么这种文化模式导致的金融模式必然是逻辑纠缠的。一方面，狩猎金融模式的实质目的就是兑现狩猎效率，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狩猎模式的设计，来实现一种单向的、单线条的对世界资源的攫取；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个狩猎金融模式，却要用一种微观分析的方式，刻意地装扮成全球公共产品，进而它把这种攫取模式扮演成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这样，该狩猎金融模式的牟利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刻意混同，就在表象上被揭示为“特里芬两难”。因此，所谓的“特里芬两难”于现象层面的出现绝不是由于设计的疏漏和失败，而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狩猎模式下的自然推演结果。
如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两面性，分别遵从两个不同的逻辑，对于“特里芬两难”的解释系统也显然不同。当我们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设计角度来考察，发现了其中两难兼顾的悖论；而从资本的角度看，“特里芬两难”的发生，仅只是实现目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系统震荡而已。当我们以整体理性来考察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发现了裁判参赛困局，而裁判参赛正是“狩猎模式”下霸主们攫取财富的最优手段。在资本的逻辑里面，“特里芬两难”当然不需要解释。可是，面对世人还需要在另一个层面给出一个正义性的说明，完全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把逻辑漏洞给抹平，这个时候难题就出现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里芬两难”并没有难住美国，却给了美元撕下面具的借口和理由，甩掉了兑付黄金的约束，温文尔雅地把狩猎模式的真面目坦然陈列于世人面前，通过美国的纸币来攫取世界财富，在充分考虑了目前的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生态情况下经济自我恢复的极限之后，来设定其攫取财富的最大边界，构造世界格局，维持世界霸权。通过对国际货币、关键资源的控制和军事力量来固化这种狩猎模式，升级换代之后的美元体系对于全球的榨取和控制进一步加深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国内学者仍在绞尽脑汁地想帮助美国解决“特里芬两难”。
（三）狩猎模式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面性
用微观的分析视角去替代宏观结构下的范畴分析，其结果必然是置理论体系自身于哥德尔逻辑纠缠之中。一方面，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运转遵循不同的逻辑和原则，宏观操作的逻辑展开是完全不会遵守微观原理分析所能够揭示的运行规律；反之，基于微观视角给出的任何所谓的“普世原则”，都不可能对与上行系统操作规程的展开轨迹施加本质性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本质性宏、微观的两行分离就意味着居于上行的宏观操作系统如果有意利用自身设计的所谓普世原则中的逻辑漏洞而实施监守自盗，则下行的微观分析与考察在逻辑上是很难获得真相与证据的，这恰恰是哥德尔逻辑纠缠的本质规定性之所在。
西方资本主义的狩猎模式作为一个对世界的控制程序，需要理论体系的支持，要有一个从逻辑上到道义上的“合理性证明”。尤其是为了掩盖宏观、微观系统之间本质的哥德尔纠缠，就需要在宏观、微观理论前提之间的相互概念偷换。真实的“合理性证明过程”正是这样的：以因果推理的方式实现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以微观原理设计假设为宏观结构设计的理论基础，强调微观的加和或放大自然形成宏观的范畴。刻意混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努力使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原则在其昭示世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生逻辑共融与混同。进而也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资本所遵循的秘不示人的经济操控、宰制理论，并使之实践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构造原则；另一方面是专门培养第三世界经济学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使之在宏、微观经济学原则之混淆之中论证出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普世性与合理性。
整体理性总是意味着对个体自由不同程度的限制，个体的自由行动也绝对不能自动实现整体理性。这一点已被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成果所证实。因此，“看不见的手”之理论学说只是一种理论假说，并不存在史实证据的支持，即便这一自动调节机制能够在逻辑层面上加以证实，其前提条件也一定是极其细密、严格的，并且仅只局限在理想的微观分析层面。而且，其严格的前提条件中必然包含着对上行系统的客观要求。可以想象，毫无制度约束的组织自由演化只能形成霍布斯丛林。认为下行系统会自动生成秩序，显然无视了上行系统的存在，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逻辑上存在着硬伤，而从康德到哥德尔的西方哲学大家都已从逻辑哲学的角度指出并证明了这一问题，即上、下行逻辑混淆着的、貌似澄明的一行逻辑系统一定是充满“二律背反”或“哥德尔逻辑纠缠”的。而呈现给世人的西方经济学至今仍沉溺于平面的一行思维，却置两行逻辑纠缠于不顾，刻意回避或掩盖对上行系统讨论的缺失。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貌似一场“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无立场的、普世的逻辑讨论，其中可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就是缺乏对上行的把握而把微观的原则当成普世原则。但是，这种混淆所带来的后果有力地成就了西方资本的强盗逻辑，诱使南方世界成为任其宰割的牛羊。其主张的自由仅只是资本所独享的自由，是资本开拓市场获取资源的自由。与此对照的是，反向的自由是不允许的，最明显的例子就在眼前，中国别无选择地积累了巨量外汇储备，却无购买和使用的自由。这一点恰恰说明了目前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残酷性所在。
四、原则与设想
通过上述逻辑分析与历史及现实分析，我们需要确认如下几个基本内容。
第一，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中国，不能忘记百多年来始终被资本置于下行的、“狩猎对象”的角色，因此应建立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经济思想独立意识。
第二，我们既不能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完全隔绝，回归冷战体系；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现有体系，甘居西方资本构建的“食物链”的下游，应有理有利有节地设计出一套防守反击体系，既有效防止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也要对其加以利用。
第三，国际金融体系的衍化逻辑是一个哥德尔逻辑纠缠所适合说明和解释的逻辑体系，在哲学层面上我们应该以此为工具展开逻辑分析。
第四，无视这种逻辑纠缠的国际金融系统设计，无论是由于无知还是出于有意掩人耳目的目的，都必然导致体系崩坏。这种逻辑纠缠的外扬逻辑形态才是所谓“特里芬两难”。
第五，在逻辑层面上，金融监管的核心要义就在于避免哥德尔逻辑纠缠的发生，避免裁判参赛，即避免体系化的金融逻辑程序主体参与个体间的金融活动，原则上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安排就是将上下两行系统分而治之。
以公平、安全、效率为全球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是世人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即视人类社会为共同命运体，而避免形成一个地域对另一个地域、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宰制。进而从整体理性角度来恢复对这些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的认可，强调全球金融监管的上行系统构建的重要性，从整体角度加强对全球金融的监管，而反对一行的、平面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放任自由的观点。
如果要在国际金融领域落实这样的原则，其前提条件是超主权权力机构的建立，从目前的战国局面到实现真正天下体系，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我们不得不应对眼前的现实，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声音以及自己的行动。中国要坚决反对货币霸权而不苟且安生于其中，全力争取构建公正、高效的国际金融秩序。对此，我们有如下建议。
1.积极推进建立超主权权力机构，建立体现人类整体意志、整体理性的全球监管体制，并建立相应机构和制度。即便目前这是一个短期内很难实现的目标，但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至少在原则上达成人类共识。
2.倡导恢复、建立、健全联合国的国际金融管理职能，把目前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扩张到国际金融领域，打破欧美对于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垄断。
3.呼吁在现有的全球金融监管体制中，限制、约束、监控世界货币的发行，也就是限制、约束、监控美元和欧元的发行，坚决反对其泛发行为。
4.监控资本流动，鼓励投资、限制投机，努力促成国际社会对肆意驰骋的热钱加以规制，防范和阻断恶意金融冲击的发生。
西方资本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只能建立在实力博弈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相对公正的谈判，我们把国际货币秩序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多极化局面的形成。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欧美的衰落，多极化趋势正成为一种世界格局的发展必然。作为渐成一极的中国，我们需澄清认识，切实行动以迎接这一历史趋势，努力促进良性国际货币秩序的尽早实现。
（*本文为“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峰会暨2012年《国际金融研究》论坛（秋季）——改革与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战略”的参会论文，在此感谢与会专家学者及《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编辑、评审专家针对本文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博源基金会.国际金融监管：问题·改革[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霍华德·戴维斯，大卫·格林.全球金融监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4]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华夏出版社，1989
[5]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M].商务印书馆，1997
[6]欧内斯特·内格尔，詹姆士·R·纽曼.哥德尔证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祁洞之.两行逻辑论初稿[M].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8]王浩.逻辑之旅[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9]王浩.数理逻辑通俗讲话[M].科学出版社，1983
[10]尹应凯，崔茂中.美元霸权：生存基础、生存影响与生存冲突[J].国际金融研究，2009（12）：31—39
[11]禹钟华.汇率制度的财富效应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生产力研究，2006（12）：78—80
[12]禹钟华.金融简史———对金融发生及初步发展的历史考察[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13]禹钟华，祁洞之.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背景———兼论国际货币体系与资本全球化[J].国际金融研究，2012（9）：4—10
[14]HowardDavies.GlobalFinancialRegulationaftertheCreditCrisis[J].GlobalPolicyVolume1.Issue2.May2010
[15]PaulR.Krug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1(106)：669-682
[16]RichardN.Cooper.AMonetarySystemfortheFuture[J].ForeignAffairs（Fall），1984-1985：166
[17]RobertA.Mundell.CurrencyAreas，ExchangeRateSystemsandInternationalMonetaryReform[J].JournalofAppliedEconomics，2000，3（2）：217-256
[18]RonaldMcKinnon.WorldwideInflationandInternationalMonetaryReform:ExchangeRatesorInterestRates?China&WorldEconomy/1-16，Vol.19，No.5，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