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之“时弊”在于对礼乐文明理论之基础的动摇带来的信疑反复、理论茫然，对前途感到无望。为救时弊，孔老墨诸家并作，墨表现为积极的更新式复古（远古），孔表现为维护周公之道的复古（近古），均以“贵有”为立足。而老氏则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有周的礼乐文明，通过古之元道术的重新叙事对与“无”“质”相对立的“有”与“文”提供否定性的论证，构造一个与“元道”反向耗散的衰退系统和“反者道之动”的逻辑，指出周文明的整体时弊，并将未来指向耗散与反朴循环往复的常道系统和道德互动系统。
老子的“古之道术”有越过“易道术”而求古的意向，在理论的源头预设上剔除“万物发育”语境之上的“生生之德”。在此前提下，一切生育的事物和人文创设类的事物，在“它”面前都是以之为源又衰减耗散、终而复归的“流”。
道术源流-1
道术源流-2
道术源流-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