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钟华 祁洞之
（2013.10/国际金融研究）
内容摘要： 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大国间的博弈， 而根植于异质文化间不同博弈理念的博弈才是更深层次的博弈。 以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而言， 西方世界秉承零和博弈理念， 谋求对世界的终极控制； 中国所秉承的共济博弈理念， 根植于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以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为道义要旨， 以当今意义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 高效及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具有超国家、 超文化的人类意义。 因此， 中国应该广泛宣传其博弈理念和人类理想， 旗帜鲜明地占领人类学意义上的道德高地， 努力构建自身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 自由、 民主、 平等、 高效、 博爱、 共济的服务型人类公共产品。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 零和博弈 共济博弈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所形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史以来烈度空前， 但目前看来似乎并没有对美元的地位造成实质性的冲击， 这一矛盾现象显然被学者们忽略了而没有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的热点。 我们认为， 个中原因直接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路径与决定因素， 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尤其认为， 原因并不在经济金融领域内部， 各国尤其是大国间的博弈所形成的既有世界格局对美元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同时美国的军事实力对其美元地位给予了终极护卫。 简而言之， 美国的霸权维持了美元的霸权。因此， 有关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分析焦点不在于理想方案的设计， 而应该集中于大国博弈的历史研究， 从中总结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现实样态、 必然轨迹、 决定因素， 并探究大国间的博弈目标、 手段、 机制、 理念等， 进而筹谋中国的博弈对策。
一、历史回顾与分析
（一） “二战” 前大国博弈特征与金本位制
工业革命之后， 西方世界在武力上就拥有了征服世界的可能， 这种可能在其后的一二百年的殖民扩张中成为现实， 西方列强之外的世界悉数沦为殖民地、 半殖民地。 这一时期大国之间的博弈集中体现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分赃不均的争斗。 西方大国间为争夺资源的相互厮杀， 几乎可以贯穿整个西方的历史。这一广义资源概念包括实体财富、 劳动力、 市场、 商路等， 当其凭借坚船利炮成为世界主宰者之后， 所需争夺的利益更加巨大， 导致了近代以来新一轮殊死搏斗， 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世界格局完成了本质性的重构。
因此， 这一阶段的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生在列强之间， 二是反压迫、 反殖民的斗争， 就如同猎手与猎物之间的矛盾和猎手与猎手之间的竞争。 但是决定所谓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还是列强之间的博弈。 殖民地、 半殖民地地区处于食物链的底端， 还不能成为博弈的一方。
西方列强这一阶段的博弈， 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体现集中在以英国为首的货币集团和以法国为首的货币集团之间的争斗。 首先， 滑铁卢战役之后， 以英国为主导的维也纳体系通过割地赔款、 构建军事同盟等手段遏制了法国。1816 年， 即滑铁卢战役的次年， 英国便宣布实行金本位制， 使得金本位制作为一种货币制度在西方世界首次确立。 半个多世纪后的普法战争中， 刚刚崛起的德国击败了东山再起的法国，西方列强纷纷实行金本位制， 使金本位制成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 随后， 迅速崛起的德国打破了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 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统一的国际金本位制在经过三四十年 “黄金时代” 之后随即崩溃，破碎成各个列强势力范围内的、 局部的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 直至 “二战” 后形成统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阶段的博弈有如下特征： 第一， 博弈主要集中于资本与资本之间， 即是西方列强之间的博弈， 代表劳动和资源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世界还构不成博弈的一方。 第二， 博弈表现为残酷的、 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即便西方各国拥有一样的血缘、 文化、 信仰， 甚至各国国王之间都有亲属关系。 这些因素在现实利益面前都不能弱化争斗的残酷， 使西方世界始终处于战国状态。 第三， 通过这种零和博弈所形成的秩序是丛林秩序。 这一时期， 欧洲列强在争斗中结成了各种军事联盟， 如反法联盟、 神圣同盟、 三皇联盟等， 以及若干国际关系体系，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维也纳体系、 俾斯麦体系、 凡尔赛体系等。 但这些都体现为一种利益权衡， 出尔反尔、 背信弃义成为常态， 因此，战争就成为常态， 而无道义可言。 如同丘吉尔所言：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西方资本完成了以武力侵略为手段、 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
（二） 冷战时期的苏美博弈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列强对世界霸权的争夺， 两次世界大战的殊死搏斗之后， 它们彻底地丧失了问鼎的可能而集体沦为二流国家。 与此同时， 美国和苏联崛起为新的世界霸主， 世界格局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冷战时代开始。
从此， 世界按意识形态分为两个阵营， 博弈主要发生在美苏之间。 与 “二战” 前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博弈不同， 这一时期的博弈主要是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博弈， 也是资本与劳动和资源之间的博弈。 无论如何，“二战” 标志着第一波以西方资本为核心的、 以野蛮殖民为手段的全球化浪潮的结束。 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自建立以来遭受的第一次实质性挫败。 虽然， 期间也有 “和平竞赛”的口号被提出， 但双方的矛盾是尖锐的， 始终处于战争边缘， 总体而言仍属于零和博弈状态。
与这种博弈态势匹配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卢布为中心的、 苏东阵营内部的 “国际金融体系”。 我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解应该有一个冷战背景的解读。 因此， 本质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货币体系，并肩负着与以卢布为中心的 “国际金融体系”竞争的历史使命。 因此， 这一时期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批评之声主要来自资本主义内部， 是沦为跟班地位的欧洲列强对新霸主过于蛮横霸道的无可奈何的牢骚之声。 由此， 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却没有相应的发言权， 因为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化。
（三） 冷战后的博弈态势与牙买加体系
冷战的结束终结了两极对峙的局面， 苏东集团的解体提升、 强化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同时也使世界呈现出多极化的态势。 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 各国间新一轮激烈博弈渐次展开，博弈各方以各自的优势、 各自的文化理念及博弈目标参与竞争， 呈现出了相对复杂的博弈态势， 既存在着资本之间的竞争， 也存在着资本与劳动及资源的竞争、 制度的竞争、 文化的竞争等。
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 冷战的结束促发了新一波以西方资本为主导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进程， 一切博弈都成为这一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或具体表现。 在表面看来， 意识形态的竞争、 社会制度的竞争在这一历史时期已经退化为次要矛盾， 而国家间实力的竞争、经济贸易方面的竞争成为主要博弈形态， 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 国际借贷等经济指标， 成为各国比拼的主要内容， 使得一切博弈都似乎是在一个和平、 发展的大环境下的全球化过程中，集中在经济领域进行。 而一些局部的战争都是由于 “反人类的恐怖主义” 和 “反自由、 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专制主义、 腐败主义” 引起的。那么， 经济领域的博弈似乎就成了在 “和平发展” 口号下的国际大赛场中的自由竞技。 其中，既有温情脉脉的民主、 自由、 平等等普世价值作为道德旗帜， 又有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政治、经济理论的逻辑基础， 辅以 “高速发展” 的“四小龙” 作为现实样板， 解体了的苏东集团作为反面教材， 使得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西方资本似乎正在引领世界奔向自由、 民主、 平等、 繁荣的幸福彼岸。
然而， 这一绚丽的吉祥谋划被残酷现实击打得粉碎， 与这一历史过程同时发生的是频繁爆发、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贸易战、 货币战、金融战在新自由主义的保护下成了常态， 让世界认识到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在构建以资本为核心的食物链结构， 谋求对富有资源与劳动力的南方世界的终极控制。 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国化， 全球化招牌下隐含的是美国控制世界的图谋。
中国在这一波全球化中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彻底改变了以往资本与资本、 超级大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格局。中国成为南方世界抗拒西方资本控制的代表，成为大国博弈中日益重要的一极。 因此， 使得南方世界不再处于被人操控的食物链的底端而成为博弈台面上的一员， 使得资本与劳动力、资源间的博弈态势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 这一矛盾也体现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其他方面的博弈都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
与这一形势转变相匹配， 牙买加体系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面向全球化的版本升级， 该体系所呈现的无序化、 无政府化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使国际金融领域重新成为无制度约束的自由竞技场。 这种退步使得国际金融领域再次深度丛林化。
与此同时， 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的货币信用化与虚拟化、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导致信用货币的符号化和电子化以及以避开管制和利润最大化为主旨的金融创新大潮， 致使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 效率极高且横行无阻的 “超导网络”。 强大的西方资本加之强大的 “超导网络” 所面对的是碎片化的外围世界， 超导网络所笼罩的逻辑视域更像一个超级狩猎场， 在 “天经地义” 的自由竞争中， 各南方经济体所面临的命运只能是沦为资本大鳄的猎食对象。
反对西方资本的控制， 实现国际政治、 经济领域中真正的自由、 平等、 民主就成了作为南方世界代表的中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二、中西方博弈理念与原则的比较
（一） 中西方博弈理念的本质区别
我们可以用 “动荡” 两个字来描述、 概括目前的国际局势。 在国际政治方面， 自中东到南海、 东海， 局势持续紧张； 在国际贸易方面，各国贸易战频发， 欧美各国或明或暗地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在国际金融方面， 诸世界货币发行国 （美、 欧、 日） 开始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大合唱。 可见动荡的矛头皆指向西方世界，这些事实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世界始终秉承的都是谋求对南方世界终极控制的零和博弈理念。 这一理念是与西方文化以及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殖民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作为博弈的一极与历史上各个阶段的博弈各方具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诉求于自身，在于求生存、 谋发展， 其全球目标在于以全人类自由平等及其同舟共济的中国博弈理念纠正“二战” 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形成的对殖民主义的清算不彻底， 纠正资本对劳动力和资源进行盘剥的、 不公正的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 实现真正的自由、 平等、 民主的国际秩序， 还国际货币体系以公共产品的本来面目。 这一目标体现着人类整体利益， 具有崇高的公义性。
中国的博弈理念与西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所秉承的求生存、 谋发展、 促大同的世界观是一种共生、 共荣、 共济原则， 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行共轭博弈理念。 它基于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这一自然世界之和谐的根本法则及其 “命运体—共命运体” 共轭关系的根本性认知， 把作为命运体自身的博弈主体自觉地与共命运体的命运刚性关联在一起， 在互不相害的势理格局设计中完成发展自身的博弈理念和构建程序。 博弈的一方并不是要置对方于死地， 而是谋求让对方以附和自身博弈格式的方式进入博弈领域， 即互为上下行的博弈。在两行论看来， “两行博弈的本质为共活博弈。而 ‘共活’ 在超博弈的意义上就是 ‘共命运体’ 的凝结。 这又是高级和谐组织得以生成的本质基础。” （祁洞之， 2010 ） 这种共活、 共济的博弈理念， 是对丛林原则下形成的成王败寇的霸主模式的深刻否定。 因此， 中西之间的竞争博弈， 既是政治、 经济、 军事等诸方面的综合实力的博弈， 更是博弈理念之间的博弈。
（二） 中西方博弈理念的历史溯源
1. 狩猎文明与零和博弈
回顾历史， 我们发展这两种博弈理念根植于各自的文化当中， 探究这一博弈理念的形成需要简要回溯各自的文化发生与演化。 西方文明发源于游牧模式基础上的狩猎模式， 视一切为待攫取的资源， 进而形成资源攫取机制， 这一机制与以主客对峙为基本问题的西方哲学密切契合， 主客对峙的哲学关系就可以引申为狩猎者与狩猎对象之间的逻辑关联， 同时辅以代上帝治理人间的基督教文化， 终归合成了以谋求终极控制为目标的西方文化特质， 这一文化必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资本凌驾一切、 主宰人类生活。
丛林原则就是狩猎文明社会中的基本游戏规则， 狩猎文明孕育的博弈理念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理念。 让我们考察罗马帝国对于世界的征服与盘剥、 中世纪欧洲各国为了商路及市场控制权的拼死相博、 野蛮的十字军东征、血腥的地理大发现、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大殖民直至作为人类浩劫的 “一战”、 “二战”， 加之今天的金融危机， 都充分暴露出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中根深蒂固的狩猎文明本质。
2. 礼乐文明与人类共命运体
农耕模式比起游牧模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飞跃， 农耕模式必然要求人们共同开垦耕种、兴修水利、 构建家园、 保卫劳动成果， 要求协同合作， 于此基础上构筑秩序， 中国的礼乐文明正是源于中国先进的农耕模式。 在农耕模式这样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下， 必然形成了一种视人类为共命运体理念， 使得在这样的体制中，谋求共命运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最高原则， 因此， 所谓正和博弈的原则、 共生共活的原则是中国文明中固有的基因。 共活的理念是一个基本前提， 进一步的追求就是共活的方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此为天理道义。 共命运体概念是中国哲学的前提， 天理道义不仅限于共命运体的概念， 更当扩展为共命运体协调、 和谐、 并育而不相害的概念， 就是儒学中庸的概念，是礼乐文明的核心， 是中国哲学可以世界化的哲学基础， 礼乐文明就是以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共活结构的稳定、 优化、 高效为终极目的的系统优化的概念。
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就是中国的全球观，对此， 中国的基本态度是 “天下为公”。 这样的天下观使中国文化天然具有全球化的倾向， 在天下为公的全球观基础上必然以提供公共产品为首要使命， 以道义为终极追求， 这是文化内驱力使然。
回顾历史， 近代之前的中国始终处于世界之巅， 其所构筑的 “国际体系” 绝非古罗马式的、 同而不和的、 内敛式循环的盘剥体系， 而是一种天下视域的朝贡体系。 这是一种和而不同的、 外散式循环的共活机制， 向其所控制的整个区域提供盐铁、 钱粮、 教化、 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 因此，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 中国的目标不是下一个霸主， 而是 “地球村” 公正秩序的建立。
3. 中国最有力的博弈武器——文化理念
当今， 大国的博弈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以金融博弈为核心的。 因此， 其博弈结果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在政治、 经济、 军事等方面所具有的实力已非昔日可比。 但是， 我们认为， 中国所拥有的最有力的博弈武器是中国的文化理念。 基于共命运体可持续发展的和而不同、 共存共荣、 天下为公、 天理道义等中国文化特色的普世理念符合世界公义， 是人类共同理性、 共同利益的体现。
中西之间更高层次的博弈是博弈理念之间的博弈， 进而是文化的博弈。 在这方面， 西方由近代以来、 伴随着全球殖民的脚步， 其文化扩张同样轰轰烈烈， 把自由、 平等、 民主、 博爱等口号包装成具有西方特质的文化旗帜， 掩盖其狩猎文明的实质， 在长期系统的传教、 布道中， 使这些高贵的词汇成为标示西方文明优等性的华丽外衣， 并最终幻化为助推其全球化进程的普世价值。 因此还原西方文明的原貌，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使其世界化， 是中国学者刻不容缓的神圣使命。 两种博弈理念向人类的理性选择开放， 基督文化和中国文化哪一种更具有文化伦理正当性和学术正当性， 将是今后几十年乃至百年全球博弈的主线。
中国在机遇与挑战中的崛起历程， 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的有益探索， 又是对博大精深、 历史悠远的中华文化的广泛展扬。中华文化中的 “天下为公”、 “兼收并蓄”、“有容乃大”、 “实事求是” 等高贵品格一旦有效根植于基本路线不动摇前提下 “改革” 和“开放” 的探索与实践， 定将会按照 “和而不同”、 “道化万物” 的中国哲学思想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建构探索、 世界性优秀的科技与文化积淀、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间， 实现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三、不同博弈理念下的自由观比较
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是西方世界已经普世化了理论体系， 给予了西方资本的全球化即全球经济殖民以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成为西方世界所拥有的影响深远、 威力无限的博弈工具。 因此， 在博弈的视角下， 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 比较中西方的自由观， 以还原真实。
对于西方文化而言， 自由应该是一个核心理念。 黑格尔的自由观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特征和代表性： “只有当没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对方时， 我才能说是自由。”（黑格尔， 1980 ） 黑格尔的这一表述， 应该说最大限度地脱离对哲学体系的依赖， 真实地还原了孕育于西方文化母体的最原始形态的 “自由思想胚胎”。 这种自由的本初涵义是自明的， 即在某种 “现实的视域” 或 “理论的视域” 下的唯我独尊。 用历史及衍生的眼光看， 这种理性格调中的生活方式， 浓郁地保持着狩猎文明的模式残留——在狩猎文明的世界中， 可以简单地以三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刻画现实世界： 狩猎者—狩猎手段—猎物。 狩猎者的独立自由意志表现为， 将任意对象设定为猎物的理所当然； 而一旦将获取猎物的意志转化为对目标的锁定， 则横陈在自由意志面前的， 均表现为做一个有碍其自由伸展的 “他物”。 与此同时， 作为获取猎物手段的 “工具论” 就被赋予了浓浓的 “自由伸展的逻辑” 意味， 言下之意是最为有用的人类 （理性） 工具就是获得排除一切 “他物”的超越力量。
不论是马克思时代所面对的自发的旧资本主义的自由观， 还是意识形态对立之势席卷全球之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 都是着力消解自由本身蕴含的社会属性、 文化属性、 特别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立场不对等属性。 马克思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出， 如果任由资本自发的自由逻辑进程无限发展， 那么， 一个作为资本主义运动产物的巨大的无产阶级群体别无选择地加入到资产阶级掘墓人的革命行列。 这种经典分析的要义在于， （旧）资本主义是在绝对崇尚个体或资本自由的观念下驱动的社会综合运动， 而这种自由的衍生结果是人类中绝大部分被排除在正常的生存权利之外， 从而形成了 “资本主义自由以人类生存自由的被剥夺” 为前提的发展逻辑悖论。
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冷战的开启及其结束有不同的评判。 对冷战的开启而言， 于西方的意义是遇到了资本主义 “自由展开” 程序的 “他者”， 是在意欲彻底根除但通过军事评估之后被迫讲和的 “暂态”， 于东方来说是独立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维护的胜利； 对冷战的结束而言， 于西方来说是资本控制全球经济的既定程序在全方位努力之下来之不易的阶段性胜利， 于前苏东集团来说是民族性善意的改革愿望被恶性的颠覆谋划所全盘利用和驾驭的悲剧， 而于中国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生死关头的历史考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旧的资本主义因其处于无组织的自发状态当中， 更多排除的是 “他者” 的自由资产权。 而冷战中形成冷战后更加猖獗的新霸权资本主义， 所倡导的自由观蕴含着对他者生存发展权的全面剥夺。 新的资本自由法权理论， 已经具有否定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所奠定的相对积极的旧资本主义自由理论成果的倾向， 朝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动本性——“代上帝而统治人类” 的理论方向——回归。 而 “资本面前人人平等” 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 只不过是在普世自由观的面具下为资本势力代上帝统治地球创造条件的理论铺垫而已。
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曾言：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段话的含义是， 作为一个共同命运的社会有机联合体，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不构成别人自由发展的“他者”， 相反， 应该构成和谐共生的积极条件。这里包有 “破” 与 “立” 的两个指向， “破” 的指向是， 那种排除 “他者” 自由权乃至生存权的自由是一定要否弃的； “立” 的指向是， 维护和弘扬社会共同体共同生存权和共同自由发展权。 前者是 “立” 的基准点或初等的发展自由观， 指的是共同生存是发展自由观所能容忍的下限， 它对应的是生产力欠发达的发展中阶段， 亦可理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后者是“立” 的理想或高级发展自由观， 指的是共同体中每个个体互为自由条件下的充分自由发展， 对应于社会主义的高级发展阶段。
以共同生存为目的的初级发展自由观， 乃至作为理想形态的高级发展自由观， 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的和谐共生理论殊途而同归。 而隶属于中国文化的原发自由观， 也是在中国文化这个特定的母体之中展开自身的。 与西方哲学究问 “排除 ‘他者’ 的自由王国何以成为可能” 大异其趣的是， 中国哲学究问的是 “和谐之所以和谐的机制何以成为可能”。 （见张载 《正蒙》） 所以， 发展自由观的确立， 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主题并行不悖。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及历史解读下， 我们来从新审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在其理论指导下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自由化， 当别有一番风景。 简而言之， 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是不折不扣的 “通往奴役之路”， 而中国的目标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产品属性的真实回归， 实现国际金融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四、不同博弈理念下的现实应对手段选择及文化解读
在现有格局下， 在西方世界由于种种危机导致其江河日下的大趋势下， 其现实应对有些不择手段， 不仅中亚与中东烽火连年、 东海及南海局势持续紧张， 而且货币战、 贸易战、 网络战亦愈演愈烈， 这一切目的十分简单， 就是为了维持美元霸权， 进而维持西方世界对全球的控制， 甚至谋求这种控制的版本升级。 其所作所为与狩猎文明背景下的零和博弈理念的内在联系十分明显， 无需过多解读。
多极化是中国所代表的南方世界在西方军事武器、 资本武器的强大压力下， 避免成为狩猎对象， 为求生存、 谋发展而进行的被迫选择， 也是现实历史条件下破解美国霸权唯一的、 必由的选择。 通过多极化渐次改变世界格局， 形成多极均势， 进而形成相对平等、 民主的国际氛围， 最终产生相对公平的国际货币制度。 欧元区的建立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上合组织”、 “金砖国家” 的金融合作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多极化逐渐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中国应推动、 支持一切形式的货币合作以反制美元霸权。
多极化在作为应对美国霸权一个手段的同时， 也是一种世界观， 把民主的概念变成生存权的概念、 多样性文化 “并生而不相害” 的概念。 这样， 多极化也可以从文化多样性的追求上寻找基础。 世界不能单一化， 文化是多重的， 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也是多重的， 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多极的均衡结构是一种民主的结构， 是对各种文化的尊重， 而不应把异己文化当成狩猎对象。
中国既视多极化为现实博弈手段， 也以其为未来发展目标而真正倡导之， 多极化与孕育于中国文化的共活博弈原则密切相符， 因为其意味着多极共处、 共存共荣， 也就意味着民主、 共活， 成为构建天下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路径。
五、结 语
通过追根溯源地剖析各自文化背景来厘清中西方博弈理念的根本区别， 这样就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 藉此可以全视域地了解历史与现实， 认清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作为西方资本的狩猎超导网络的本质， 同时未来的理想蓝图亦昭然可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 现实背景及在这样博弈理念下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筹谋中国的应对策略， 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在经济金融网络化、 虚拟化的今天，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成为中西间或南北间至关重要的博弈领域， 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是大国间全方位博弈的集中体现。
第二， 中国所有的应对措施都应基于我们的基本理念， 以两行共轭的共济博弈应对单向控制征服的零和博弈。
第三， 两种博弈理念的博弈， 本质上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博弈， 当中国以人类视域谋求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时， 便具有了追求人类终极解放的意义， 已超越了中西方文化的对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第四， 应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理念及目标。于自身求生存、 谋发展， 于世界谋求人类视域的命运共同体和谐、 高效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中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权利的争取， 并不是以霸权来代替霸权， 而是谋求建立公正、 民主、 平等、 自由、 高效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所谋求的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是一个服务国际社会的、 排除财富效应的、 纯粹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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